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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创作观 医学sci论文

时间:2012-03-20 16:57:54作者:知方期刊网4


  一、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的文学观念
 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篇共计104条,第1至65条涉及经学、玄学、佛学等内容,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轶事;第66条以下至最后104条,则主要记录了创作诗文的轶事,涉及到更多的是文学创作、文学评论等具体的文学活动,与今日所谓的文学观念相接近。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排列在《世说新语》中是非常特殊的。《世说新语》的其它各篇,大都是按照时代的先后编纂相关材料。而《文学》篇从第66条,曹植七步中作诗则重新回到曹魏时代,以下始自成时序,于是在《文学》篇中就呈现出两个时序系统就内容而言,按照今天的分类观念,大体可分为学系统和文系统。
  1、文与学的相通
 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中的文与学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。学的部分记述了许多经文注解的轶事。当时江左玄风大盛,清谈是当时名士的重要活动,正可发露才性、标榜风流士人们看重与推崇的不仅在于学识,更在于能独辟蹊径、提出卓见。因而.学的部分对新异的个人见解十分推重。而文的部分记述了很多有关诗文创作、评论、欣赏的轶事,也非常强调才思的敏捷。曹植应声便为诗(第66条);阮籍作劝进文(第67条);王确作奏折(第95条);袁虎倚马前写露布文;桓玄作诔(第102条)等事都是在称许制作诗文的迅速。文这种对才思捷悟的赞许,与学对妙悟卓见的称许是相通的。
  可见,不管是文章的写作还是学理的辨析,二者在才思妙悟方面是贯通的。
  2、文与学的区分
  《世说新语》开篇立目便承袭孔门四科分为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在儒家正统的观念里,文学应以经籍典章为核心,《世说新语》也是首先沿袭了这一观念的。但是治学思路的改变,文与学的关系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由东汉的章句之学,到汉末通儒的融会贯通,到正始玄学的据玄论理,再到东晋讲求妙悟的发挥性的谈辩,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由忠实于文献典籍,到重新阐释、重新领悟的过程,其中显露出的个性与创造性使‘文’的特点变得突出起来。魏晋玄谈对才思、文辞的注重,使文中更多地注人了主观的才与情,进而强调了文足以动心骇听的审美功效,终于使文成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活动而与学相区分。在文学中独立出来。
  文与学的联系与区别,显示了文的特征及其逐渐独立的发展方向。
  二、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中的文学创作观
  1、反对芜杂不裁
  西晋时代,除左思等少数作家以外。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是轻浮绮丽,文采繁富,片面追求辞藻的华美。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的作者刘勰曾给予批判:晋世群才,稍人轻绮。张潘左陆、比肩诗衢,采缛于正始,力柔于建安;或析文以为妙,或流靡.以自妍。针对这种不良倾向。当时或稍后的有些文人亦感到不满,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就记载了孙绰的评论,他说:陆文深而芜。(第89条)我们姑且不论孙绰本人的创作如何。仅就其上述评论来看,还是能击中当时文坛要害的,道出了诗歌创作中存在的芜杂不裁的不良倾向。
  2、重独创,反对事事模拟
  文学的本质之一就在于它的独树一帜、不可重复。魏晋士人很看重创作的独创性。《文学》篇中的许多条材料都反映了创作要注重创新,不要因袭模拟的思想。如第95条:王东亭到桓公吏,既伏阁下,桓令人窃取其白事,东亭即于阁下更作,无复问一字。王殉作文不仅不愿重袭他人之文,甚至不愿重袭自己之文。第103条:桓玄初并西夏,领荆、江二州、二府一国。于时始雪,五处俱贺,五版并人。玄在听事上,版至即答。版后皆粲然成章,不相揉杂。桓玄不仅创作速度快,而且五篇文章各有特色,并不重复。第79条:庾仲初作《扬都赋》成,以呈庾亮。亮以亲族之怀,大为其名价,云:‘可三二京,四三都。’
  于此人人竞写,部下纸为之贵。谢太傅云:‘不得尔,此是屋下架屋耳。事事拟学,而不免俭狭。谢安明确否定了事事拟学不只多余浪费,而且狭隘逼仄,一方面表明其反对当时文坛上单纯模拟的恶习,另一方面也宣告了汉朝兴起的大赋,发展到东晋时代已成强弩之末,甚至走向绝路了。
  3、重声律
  在魏晋士人热爱音乐、重视声律的社会大背景下,文人在文学创作、文学批评中也注意到了音律的问题。如《文学》篇中:
  庾阐始作《扬都赋》,道温、庾云:温挺义之标,庾作民之望。方响则金声,比德则玉亮。庾公闻赋成,求看,兼赠贶之。阐更改望为俊。以亮为润云。
 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《北征赋》,既成。公与时贤共看,成嗟叹之。时王殉在坐云:恨少一句。得‘写,字足韵,,当佳。袁即于坐揽笔益云:感不绝于余心,溯流风而独写。公谓王日: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
  这两则材料都讲到了文学创作中声韵的问题。第一则材料为第77条,庾阐为避庾亮之讳,将亮字改为润,而为了与润字押韵,又把望改为俊,说明文人已经自觉注意押韵问题。第二则材料,袁宏作《北征赋》。王珂认为用写字韵结尾更好。刘注引《晋阳秋》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:宏尝与王殉、伏滔同侍温坐,温令滔读其赋,至‘致伤于天下’,于此改韵。云:‘此韵所咏,慨深千载。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,于写送之致,如为未尽。滔乃云:‘得益写一句,或当小胜。’桓公语宏:‘卿试思益之。’宏应声而益,王、伏称善。可见,当时人对于文学作品韵律的认识不仅是押韵了,他们还重视韵律对于文章气势的影响。
  此外在文学批评中,东晋人也开始注重从声律角度品评作品:如第86条:孙兴公作《天台赋》成,以示范荣期,云:‘卿试掷地,要作金石声。’范日:‘恐子之金石,非宫商中声。孙绰认为自己的《天台赋》优美铿锵,掷地会作金石声,而范荣期则说其金石之声不一定与富商之音调相合。可见魏晋人对于文学作品合于宫商的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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